19世紀的經濟運行總是呈明顯的週期性。法國經濟學家克萊芒·朱格拉爾(Clement Juglar，1819~1905)提出了以9~10年為一個循環的經濟週期理論，並由此成名。我們也剛剛經歷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一次過剩—解體的循環。但我們的循環和19世紀的循環大不一樣。
19世紀的每次經濟下行之後，人們很快便恢復過來，重新投入生意，一如往常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講，那時候的經濟週期是一種比較平和的週而復始。但如今，週期性崩潰的每次爆發都會嚇人們一大跳。每次經濟崩潰後，我們也會修正我們的經濟學觀點。差不多每十年，我們就會發覺某種增長模式已經變得捉襟見肘、難以為繼了。1979年、1989年、1998年和2008年，我們每次都發覺，重新思考這個世界的時候到了。
1979年，10年中爆發了第二次石油價格休克後，凱恩斯主義走到末路。當年10月，撒切爾夫人當選英國首相，時任美聯儲主席的保羅·沃爾克啟動了大幅加息的緊縮政策，這兩個互無關聯的事件在時間上偶然重合，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，人們不再把通脹視作解決社會問題的藥方。國家干預和貨幣擴張原先被當成安撫社會不滿情緒的手段，但自那以後便同西歐的福利國家模式一道喪失了信譽。
說起凱恩斯主義的需求刺激政策，人們總是聯想到歐洲，尤其是歐洲的社會民主模式，這頗有一點不公平，因為凱恩斯主張的最大代表其實是美國共和黨總統尼克松。然而，1979~1980年間，美國政治氛圍發生了轉變，其高潮出現在裡根當選美國總統之際。這一轉變使得擁護自由市場和創新的勢力迅速崛起，同社會民主式的社團主義(corporatism)以及政治中間派形成尖銳對立。
過了10年，到了1989年，蘇聯模式——由中央統一指導經濟增長的計劃經濟和現代化模式也喪失了信譽。在最後的日子裡，蘇聯累積了巨額外債，這個負擔終於壓垮了一個其實早已失敗的模式。
1997~1998年，一個美夢破滅，就是所謂「亞洲奇跡」。當時，亞洲各經濟體以戰後日本通產省的政策為樣本，對經濟實施國家干預，人們以為它們會把各方面協調得比較好。但是，跟蘇聯及其衛星國一樣，那些亞洲經濟體也走上了債台高築的老路。
上世紀90年代末，泰國和韓國爆發的經濟危機掀起了一波潮流，鼓吹所謂盎格魯-薩克森經濟模式的優越性。但如今，這個模式也搞砸了，2007~2008年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顯然令它名譽掃地，這下輪到歐洲和亞洲來對英美幸災樂禍了。
顯然，這場金融危機的衝擊波沉重打擊了全世界，而金融陰謀論也開始甚囂塵上。許多國家冒出不少陰謀論者，他們說，一場完全是美國搞出來的金融危機，為什麼對其他國家的打擊更大呢？這背後一定包藏著美國的邪惡大陰謀。
一個個政治模式從興起走向沒落的循環週期似乎也變得越來越短。一度繁花似錦的「新興市場」模式，可能很快就會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。印度私營部門的債務規模及債務質量令人擔憂，穆迪評級正打算就此發出警示。而中國投資者對通脹的憂慮也在加深。
咒罵和詆毀不會徹底摧毀一種模式，但某種模式經歷了這樣一番折騰後，很難再恢復昔日的榮光。歐洲社會民主模式把自己大加改造，從上世紀70年代活了下來。世界經濟的未來依賴亞洲的強勁增長，這個觀點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短短幾年就重整旗鼓。如果英語國家能堅持經濟開放，不向貿易和移民關上大門的話，它們肯定也能看到復甦的希望。
但每一波崩潰都會令人對某些制度大失所望，因為危機會被歸咎於那些制度。
在21世紀的頭十年，現在是輪到「狼狽為奸」的美國財政部和華爾街了。
這場危機動搖了美元的根基不假，但其他的貨幣比美元的毛病更大、問題更多。歐元是一個地區性合成貨幣(composite currency)，而歐元區的經濟增長成績平平，對這場經濟危機的應對也不盡如人意。人民幣仍然不可自由兌換。結果，再也沒有什麼貨幣能當老大。
(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與國際事務教授、歐洲大學研究所瑪麗·居裡教授。翻譯：介生。Copyright: Project Syndicate, 2009) |
